不久前，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支付宝是“伪先进”，而信用卡才是最先进的消费途径，并表示它连八达通都不如，八达通是可以跟信用卡挂钩，自动充值的，每日上限250港币。支付宝却必须预先充值，有钱才能用，没有钱的话就无法使用。并表示“因为你是有信用的人，你被信任。” 所以，“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这一番话引发不少大陆网友的反驳与群嘲。
为什么有些香港人会看不懂支付宝？
一方面当然是智能手机的生态环境所限，香港没有本土的手机厂商巨头，香港人所用的手机基本上是iPhone与三星以及索尼等品牌，而大陆的互联网巨头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没有进入到香港。
当然，微信支付宝在香港还是有点知名度。但总体来看，香港人意识不到国内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与产品功能布局。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移动支付在日本与美国都很发达，苹果有Apple Pay，是基于NFC的手机支付功能，日本在功能机时代就已经用手机支付了，对外来支付方式的接受度也非常高，如今在东京银座的商场，在成田机场、在7-11、罗森、全家便利店以及日本的出租车公司，都已经接入了支付宝，在欧洲，目前有12个国家都已经接入了支付宝。
全球来看，手机支付已经成为主流，按照香港苹果日报这个作者的逻辑，难道香港的信用卡是最先进的，日本美国手机支付的方式是落后于香港的信用卡？
事实上，看不懂依然无脑黑的背后，这也与香港本地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环境息息相关，香港没有本土互联网巨头，也没有互联网生态发展的先天环境。整体创业氛围偏向于传统行业，资本会将钱撒向房地产金融等香港的主流行业，而不是当前新兴产业、IT行业或者颠覆式创新的技术领域。
而在香港也几乎没有叫得出名字互联网与IT新型技术类公司与产品，整个香港市场已经被Google、Facebook、微软、苹果们集体攻陷，香港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软件是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本土研发的产品有openrice、高登、各大银行网站、新闻网站等。这很难算的上是互联网公司也不具备代表性。
而内地在移动互联网、电商、移动支付、O2O、共享经济、知识社群、AI与VR/AR等领域的发展，已经不是香港所能比肩。
而本土的互联网巨头对于互联网思维与意识的培育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国内，由于BAT等巨头由于竞争关系，不断在各领域砸重金扶持独角兽，导致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与产品在不断在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但香港由于本土互联网品牌与巨头的丧失，也导致当地人眼界与格局相对会更为狭隘，因为它没有见过移动互联网一路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也因此对变化丧失了敏感性。
比如说如果说到信用与提前透支，支付宝有“蚂蚁花呗”的消费信贷产品，它根据消费者的网购情况、支付习惯、信用风险等综合考虑，通过大数据并结合风控模型，授予用户一定的消费额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信用消费，而支付宝本身也是可以绑定信用卡消费的。但是这位作者由于在见识与思维上的狭隘，未必能够认识到这一层。
而这个作者还提到的一点是手机的体积比卡大得多，一个人能带手机出街，为什么就不能带一张卡出街？在这里它的逻辑是以体积大小来衡量方便性，而不是从必要性角度，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它可以不带手机出街，只带一张卡就可以了。
这背后其实与香港人本身的传统商业构建有关，八达通垄断了香港人的交通出行与支付消费，他们过去几十年的商业环境的运转是依赖于此，人们习以为常也非常方便自然不会去想着要去颠覆或者改变。
另一方面，也跟香港的当地的经济基础与地域环境相关，香港的商业基础早早就发展的非常成熟了，原有金融业、零售、物流等产业结构已经非常稳固，地小人多，从铜锣湾、尖沙咀到旺角，都是1小时生活圈，24小时便利店与购物广场遍布，出门购物、消费等一切都相对比较方便。
但实体经济过于发达以及商业设施密集这就让电子商务很难发展起来，因为电子商务的连接属性是需要搬东运西，调剂各地域经济发展与用户需求的不平衡，而香港人力成本高，店面普遍较小，他们不太愿意把业务迁移到互联网上。
而电子商务与支付体系的发展是互相推动的，电子商务发展不起来往往就导致移动支付落后。而在今天，移动支付的背后连接的是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连接线下实体消费娱乐的生态系统。
但对应到香港的现状，也与地域环境与教育环境相关，香港有800万人，对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800万人足够生存，但在互联网行业，800万用户不能做到足够的影响力与规模，由于互联网天生讲究用户规模效应，依靠海量用户来颠覆原有产业链来获取利益快速增长，这需要一个庞大的本土市场与用户规模作为主战场与依附，香港欠缺这样的基础。
另外，在教育领域，香港偏向于工商管理与金融、法律建筑等学科，而不是IT软件专业领域。有业内人士谈到，香港的大学里商科和法律专业录取分数最高，信息工程之类的专业则几乎垫底。
在香港，医生、律师和金融从业者是社会认同度最高的职业，而IT界的专业人才，大多都投身于金融机构的后台领域，因为那里会有一份不错的薪水，这导致互联网人才的缺乏。
而有人发现，香港每年拿得出手的软件工程师寥寥可数，而建筑的土木工程师就很多，而且很多去了美国。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计算机人才更多以及薪资与发展前途更好，所以也有香港本土IT公司把研发部门迁入内地而在其本土保留解决方案与销售等非研发部门，例如汇丰银行的软件开发部门设了分公司在广州。互联网软件人才缺乏，对互联网产品的了解与深度自然与中美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现成社会结构来看，香港中产阶层壮大导致社会形成稳固的锤纺型结构，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导致香港对新生事物接受速度变慢。他们对香港现有的商业模式、社会规则很认同，对互联网创业与创新的认识不深。
吴晓波曾经说过：“一个喜欢大资本的城市，和一个必须以破坏、创新为主的互联网公司，有一种天然的冲突。”这话其实对应到香港也一样成立。当一个社会的商业金融与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时候，往往会压制创新创业的活力，并且抬高创业的成本。
说到底，这一番“仇恨中带着无奈但又放不下优越感”的酸腐言论，背后事实上也反应了部分香港人的焦虑以及对其前途的担忧。毕竟，过去的穷邻居，摇身一变成了在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存在，让其心底很不是滋味。
不过，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它在香港一个相对权威而且有一定知名度的媒体上刊登出来，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香港媒体的守旧以及对大陆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不安。
当然，这也与该媒体属性相关，用煽动性语言迎合市民情绪，补捉大众心理，往往又是其惯常伎俩，在知乎上，有人问，香港和台湾的《苹果日报》，为何这样喜欢负面描写大陆人？有人回答，苹果日报卖的就是情绪，只是你不喜欢他卖的这种情绪而已。
而“香港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这类言辞迎合了或许能迎合一些香港人的心理现状——恐惧。而在阿里之外，香港人不可能不认识在香港上市的腾讯——目前已经是亚洲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并且已经超越了Facebook。但香港本土的互联网行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记得程苓峰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么一句：“过去那一代香港人是看过世界的，今天香港的年轻人就只看过香港。”放到今天来看，可谓一针见血。
